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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以来,历来王朝大政,莫不以供奉京师为先。所谓“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,圣人执要,四方来效”。
秦至北宋,各朝代的京师变动轨迹为长安——洛阳——开封这条自西向东的路线;南宋至明清,这条变动轨迹变成了杭州——南京——北京,由南至北的路线。中间的五代十国,可以视为大转向的过渡时期。
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断北移,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。漕运的地位越来越高,到了中、晚明时期,以漕运为中心的行政组织网络,使大运河成了帝国的核心血管。由这大动脉延伸出来的物资调运等经济活动以及行政权力的辐射,最终形成京杭大运河政治经济带——为明清两大帝国的核心圈。
后世有学者认为,唐宋以前的运河以中原为主,呈多枝叶形发展,将众多地区联系起来,对平衡调剂经济有重大作用。但元明清三代,运河拉长,经济带线性分布,将帝国中部和西部抛在核心圈之外,是不利于帝国统一的——也算是一家之见。
保京师这一封建帝国的根本政治经济模式,将运河这一水道彻底的政治化,为了维护漕运畅通,历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价,局部利益的牺牲根本无法和漕运畅通这一政治正确相抗衡。
漕运的畅通,是以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浪费为代价的。从苏州运一石米到京师,需要耗费两石米的开支。明清两朝,年均向京师运送四百万石米,运费每年即达八百万石。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,设立管理职官、差役,修造漕船,设置屯田等等花费,开支极大。
由此巨大的浪费和支出,围绕着运河形成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。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,明清两代,中央政府几乎一直处于被运河绑架的状态。
围绕着漕运的官僚群体和因漕运而就业乞食的人群,形成了强大的一股利益群体。最大的收益群体当然是——运河官僚。他们获益的方式多种多样,最主要的是不断制造水灾,兴办治河工程,进而中饱私囊。
所谓“河官习为奢侈,帑多中饱,寝至无岁不决。又以漕运牵制,当其事者无不腐败。”有明一代,自成祖以后,历代皇帝实录中每年几乎都有运河决口的记录——无论涝旱。
上行下效,通漕之省大小官员,对名目繁多的“剥浅费、过闸费、过淮费、屯官费、催缴费、仓储费”利益均沾。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长,也“鲜衣怒马,酒楼歌馆,举百万钱荡而化为灰烬”。
除了这些贪污之外,因为漕运通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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